对于只知道金属与朋克的乐迷来说，或许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的摇滚乐已经难以呼唤起他们的热情,那种呼唤爱与和平的精神本质亦显得不合时宜。但是，特别对于从根本上对摇滚乐缺乏认识与了解的中国乐迷来说，对经典摇滚乐的疏离仅仅是时间的作祟与对时尚无脑的盲从。

　　在某种意义上，摇滚在六十年代，业已在西方达到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极限高度，这时的极限并非指音乐本身，而主反映它的文化功能与精神内涵；音乐上，亦给当今几乎所有的摇滚音乐范畴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从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摇滚发展到今,人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对前辈们所做所为的模仿、消化、补充、完善、伸延、重现，甚至是一种追赶；当然亦有小群的背叛与游离。

　　那些已如恒星般耀于宇宙的经典乐队现今已基本完善了自己的星系，即是说，任何一支七十年代以后无论这是在做最先锋的实验音乐还是做最媚俗的流行摇滚的乐队,如果假设他是标图上的某点，那么该坐标的原点一定是某支六十年代的乐队。这支乐队的名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雷贯耳的——就算以前默默无名，随着几十年蒙蔽尘灰的湮灭，它们坚定而无锈的姓名一定会凸现而出。而当这些坐标系交错混杂到一起时，当今任何一种古怪、复合性强的摇滚类型都可以追溯回去，并会异常准确，例如The Velvet Underground加Grateful Dead对噪音迷幻厅人灰野敬二的左右，Black Sabbath加King Crimson对巨磨般沉缓的死亡金属乐队Cathedral的定格。

　　这就是祖宗的意义，如华夏的炎黄女娲，虽明知他们仅是不化时代的几个腰缠叶麻的部落首领，但冥冥之中他们已被神话，幻为非人的神——百姓愿意去相信、去供奉，因为他们赋予了人们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率领他们击垮了敌人——就算真有什么神，亦不会更伟大吧。如果说以上的文字表达的是怀旧层面上的浮夸，有人眼前一定会闪现漆彩剥落的庙宇时身着荒草的泥胎木塑或一些泛黄照片上那些业已死去的领袖先贤的音容笑貌，是说，他们值得去尊敬与缅怀，我们就永不将之忘记，他们的价值在于那些已经枯萎、被装入骨灰盒的陈功旧绩，那真荒诞得可以。我们必须呼唤艺术的人本精神，当代文化在走向两个极端的同时却一样地远离着人性的呼唤——是流行的恶俗时尚，他们将文化责任感改装成一道吃进良心、拉出金钱的生产流水线，那只是塑料、铁和各种化合物，而不会与"人"构成任何关系——如果未算上排泄功能的话；二是自暴自弃的极端分了，他们更象是在社会不断演变进化过程中分离出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一些变异细胞甚至毒瘤，艺术的表达成了纯个人非理性途径的发泄，他们没有文化责任心，脱离大众正是他们的希冀，他们的诚实正是他们的罪，如后纳粹艺术，人性正成为他们自娱自乐的玩具。

　　那么，在当今，六十年代的音乐已萎靡了吗？不如说，当今的人性下在萎靡，在变异、在石化，我们在呼唤的是六十年代的音乐不如说是它隽永的人本精神，而且，特别针对现今对西方摇滚乐的知识仍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国内乐迷，这些音乐更应是新鲜而有效的（请某些自以为是的资深乐迷摸着良心，想想五年或十年前的自已，想想国内大多数青少年真实的文化素质及营养状况）。六十年代的伟大意念有自己完备的独立性，在当时看来，它不需多置一词或刻意营造，但当它放到30年后来看当然就有了一定的说教性质与攻击感，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假定今天的青年就该、或愿意背负过去时代的光荣而生活？"这似乎有些多余，正如会有人问："为会么要让青年去学习嬉皮的吸毒与滥交？"一样多余，我们没有让任何人去吸毒——我们去响应感召、汲取我们业已丢失的文化理念，用九十年代末的思维模式去辨证地容纳六十年代的精神菁华并舍弃它的糟粕，一切都应是自然而然的，这就象第一吃橘子的猴子亦会扔掉橘皮一样合乎逻辑。

　　在六十年代，严肃文化与亚文化（浒文化）之间的界沟全线崩溃，那些死硬的木乃伊嘴脸的所谓高雅文化被大众彻底清扫出门，这应缘于现代生存方式、历史景况与社会结构下人群对文化本质上的要求转换。颓废派兴起了一场对保守党的嘲弄与恶作剧，滥情与纵欲成为十几岁的青少年最热衷的话题，在课堂上燃起的掺着大麻叶的香烟，数以万计的裸体青年头戴花环在市中心与政府大厦前游行，他们成立原始氏族自给自早式的聚居公社，墙上画着云、鲜花与一句标语：只要作爱，不要战争。微笑、简单、脏话、大声、直率、平民主义、充满激情、生机勃勃——没有艺术家的伪饰与卓然不群，公是街边行人的普通与亲近随和，从文化的建构功能上讲，亚文化已不自觉地上升到凌驾一切文化的高度，对于丈夫死于越战的寡妇，失业后困苦而委顿的青年或整日奔波于生计的市井穷人来说，他们是不会穿上燕尾服与长裙去听什么巴赫的，他们只需要能听懂并且被感动的音乐。

　　与波普艺术、后现代诗歌小说（黑色幽默、自由体与尖锐的政治批判）、非百老汇戏剧一道，摇滚乐更是以一种文化的面目出现，这在于它在解释滚音乐演绎手段无限可能性的同时，其音乐文本、演奏方式、服饰、各种行为，当然还有音乐本身所展示的近乎宗教的说服力与亲和力为整整一代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处世态度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许多颇具神性的歌者，如John Lennon、Bob Dylan、Jim Morrison、Janis Joplin、Jimi Hendrix等，用他们的音乐塑造了无数青年的理想的人生观。

　　普观六十年代摇滚文化所倡导的理念，尽管它以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吸毒、极度的性开放、群居、蓄发、罢课、反核、反战游行等行为为它的负载标志,但和平、博爱的嬉皮思想才是它的主流指向；虽然在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仅是用摇滚乐、毒品与性乱尽可能地麻醉自己以去消极的避世与无聊的乌托邦幻觉，但从另一个角度，这种歇斯底里的理想主义在逃避与自欺的外层掩护下，更是令当代青年羡慕与尊崇的对人性回归与唯美追寻的大无谓的牺牲勇气。

　　现在，就算有人再设下这个赌局——用生存赌自由，用客观赌幻想，用酒肉赌鲜花，用金钱名利去赌精神升华，用肉身的欢娱去赌灵魂的解放，特定的生存环境与文化氛围下谁还有勇所去以百倍的信心与热情投入这场必输的赌博？问这个赤黄色的社会，问你我麻木萎靡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