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强打起精神，

　　从睡梦中醒来，

　　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真叫快……”

　　这是20年前中国第一首摇滚乐歌曲《不是我不明白》中的歌词。今年9月24日，当这首歌的作者崔健重返北京歌坛演出时，他又以这首歌结束了演唱会。

　　从1993年最后一次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到这次重返首体举办《阳光下的梦》个人主题演唱会，崔健因种种因素在中国首都的大型公共娱乐场所“销声匿迹”了12年。2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的风云变幻，12年来中国摇滚体验的浮沉兴衰，尤其是其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市场力量的吊诡，或许又要让老崔生出更多感慨：“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中国摇滚之父”

　　在《不是我不明白》诞生一年后，崔健又以一曲《一无所有》唱红了神州，他也因此被后人称之为“中国摇滚之父”。

　　最近，一些中国学者专门举办了崔健作品研讨会，分析了当时风行一时的“崔健文化现象”，媒体这样报道他们对《一无所有》的评价——

　　“80年代，崔健以他的重金属般的音色，吼出《一无所有》，把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过程中，一代青年的痛苦、失落、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反映得淋漓尽至。崔健的演唱台上台下同摇共扭、前俯后仰的疯狂达成一种共同的‘气场’，崔健成为风靡一时的‘星族’，而《一无所有》这首歌也成为时代的象征、时代的符号。”

　　《一无所有》这首歌也为崔健本人带来了艺术声誉、歌迷崇拜和商业利益。198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卫星传送了《一无所有》的现场演出，作为当年汉城奥运会前夜特别节目向全球播出；次年，这首歌获得《人民日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优秀歌手奖，收录了这首歌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大陆、台湾、香港同步推出，在台湾获得双白金唱片销量，在香港获得白金唱片销量。

　　在随后的几年中，尽管崔健面临着种种政治压力和文化排拒，但他靠着歌迷的支持和市场的托举，还是生存下来了。

　　自我应验的谶语？

　　然而，在1993年首体演唱会后，崔健却在中国大城市中渐渐淡出，他的吼声除了偶尔会在中国人听不到的国际摇滚音乐节上响起之外，更多的是像孤魂一样，在中国内地中小城市飘荡。在逐渐“市场化”、也逐渐“世俗化”的中国流行乐坛中，他那曾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时代符号”的怀疑、嘲弄和批判的吼声，却越来越显得不合拍、不合调。 

　　崔健长达12年的“阳光下的销声期”，其导因有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但更重要的似乎是市场因素。为了重新赢回人们的注意力，三年前，崔健还发起了一场持续了三年、号称“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的“真唱运动”。但在当代的中国，无论从字面意义上，还是从象征意义上，人们似乎更加喜欢听“假唱”，没有太多的人能够听懂和欣赏他的“真唱”。二十一世纪的“追星族”们追的是甜腻的歌声和漂亮的脸蛋儿，而把其貌不扬的崔健的吼声当作是不合时宜的“噪音”。 

　　中国的传媒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题：“作为符号的崔健，已然远去”……

　　但崔健并不服老，更不服输。于是，他决定高调迎战，重返首体举办个唱。但上个月，在他首次宣布这个消息的“真唱运动三周年纪念演出”上，崔健却再次尝到了“曲高和寡”的滋味——

　　据《京华时报》报道，“当晚的演出由崔健打头炮。或许是因为刚吃过饭，头部供血不足的原因，不管老崔与他的乐队多么卖力的演出，台下的人始终面无表情、呆若木鸡。唱过两首歌后，老崔实在忍不住了，对着话筒大喊，‘能大点声吗？’。可是在他接下来演唱《红旗下的蛋》等两首歌时，观众依然没有什么反应。即便是老崔宣布他将于9月24日开北京个唱，观众仍仿佛置若罔闻。倒是后来的水木年华的上台引起了小小的骚动，这让一位来看演出的台湾音乐人大感诧异。”

　　时至今日，崔健歌迷的“骨干”部分，还是那些20年前的老听众，尽管崔健近些年来也创作了许多他自认为水准更高的新歌，但这些老听众却只认他的《一无所有》，每次演唱，这些听众都要强迫他再唱一遍《一无所有》。

　　仿佛自我应验的谶语，崔健奔忙20年，最让人记住的，还是“一无所有”……

　　流行音乐的挤压

　　其实，中国摇滚乐“老爹”崔健20年来的遭遇，恰恰是中国摇滚乐在政治、文化、市场三重压力下挣扎求生命运的集中体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也形成了市场，并因此造就了一批靠嗓子致富的“富哥”、“富姐”、“富翁”、“富婆”。人们开始用“市场份额”、“唱片销量排行榜”、“超白金销售成绩”等市场行销术语，来描述流行音乐的“市场行情”。

　　近些年来，中国唱片销售量连续几年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激增，远远超过中国总体经济的增长率。据估计，中国13亿人中，目前有经济能力购买各类唱片的人口约7500万，虽然还不到中国人口的6%，但已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总人口。

　　但摇滚乐却一直未能在中国音乐市场中占有什么像样的“市场份额”。据说，新崛起的摇滚乐队“二手玫瑰”每场演出都会有这样一段串场词：“中国摇滚乐是中国最大的公益事业，20年来一直没赚过钱。”

　　一直关注中国音乐市场的荷兰学者德克勒特说：“中国大陆的唱片公司大多不太愿意制作发行摇滚乐唱片，不仅是因为政治敏感性，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商业考虑。流行音乐总的来说要比摇滚音乐好销。中国的摇滚乐手还没有哪位能够享受上西方同行那样的奢华生活。”

　　那么，体验过“市场冷暖”的崔健本人怎么看中国摇滚乐20年中的兴衰遭遇呢？在凤凰卫视9月16日和17日连续播出的《鲁豫有约》节目中，崔健这样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自由创作的状态正好符合当时的商业文化，那几年是个平衡点，从大众的政治文化过渡到大众的商业文化，那正是我们出山的几年，我们受到的关注是自然的……但在那之后，实际上大家越来越清楚，人们更愿意听到的东西，恐怕并不是摇滚乐，而是一些比较容易、比较舒服，比较符合繁忙的工作之后在家里面消遣的那种气氛中听的音乐，而摇滚乐并不太合适。”

　　中国乐评人彭洪武也说：“中国的经济还在发展，能够容纳的东西不多，还不能够向西方那样，什么样的文化都有人来消费。大家过度去追求经济的发展，第一想法就是赚钱，不再有很狂热的文化追求。摇滚乐本身就是一种有深度的音乐，但现在的中国人不需要这些，只需要用简单的音乐来娱乐。”

　　老崔没有成为一个持久的“市场现象”，还与他的歌迷群的独特性有关。与港台通俗歌曲、青春偶像歌星拥有大批“死追硬捧”、逢歌便买的忠实“粉丝”不同，老崔的歌迷大多是上了一定岁数、有着一定文化、带着一定的怀疑心态的“三一定”社群，这批自命不凡、玩世不恭的人，也许真心喜欢、欣赏老崔的摇滚乐，但要让他们每逢老崔唱片问世、每逢老崔演出公布，便以钞票“死追硬捧”，那倒并不“一定”了。至于新一代的中国摇滚乐歌手，甚至不如老崔幸运：他们不仅没有通俗歌手的“粉丝”群，也没有时代给老崔带来的“因缘际会”。

　　难怪曾经撰写过《周国平与崔健的对话》一书的哲学家周国平说：“摇滚在中国从来没有兴旺过，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兴旺。上世纪80年代崔健音乐的红火，得益于他的作品的内涵与时代氛围的幸运结合，与摇滚的红火是两回事。我的感觉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太可能再有这种幸运结合了。下一次在何时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无人能够预言。”

　　盗版品的蚕食

　　除了面对彭洪武所说的“简单音乐”的竞争之外，中国摇滚乐仅有的“市场份额”还被种种盗版唱片蚕食了一大块。

　　据与崔健签约的唱片公司——普涞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戈的说法，崔健的各类音乐磁带、唱片总共售出了1200万至1500万盒（张），但其中大多数是盗版品。

　　此外，由于中国街头上充斥着西方摇滚乐的盗版唱片，每张售价不到一美元，所以，中国大陆的摇滚乐歌手根本难以与之竞争，中国唱片业也因此无心投资、培养本土的摇滚歌手。

　　据统计，目前中国唱片市场上盗版和正版发行量的比例是96∶3，另外1％是一些非卖品、试销品，而其中摇滚乐唱片占总体唱片发行量的比例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出生在美国纽约的华人吉他手郭广怡是中国早期商业上最为成功的摇滚乐队之一“唐朝”的初创成员，他也说，没有一个中国摇滚歌手从唱片销售中挣过钱，“你只能靠现场演出维持生活。”。他举例说，在1998年签约的最后一份唱片录制合同中，“唐朝”仅仅从每张唱片的销售收入中分到两毛钱。

　　崔健曾有一句无奈的话，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摇滚乐的生存困境：“有人说西方摇滚是滚动的石头，而现在的中国摇滚，就像一个滚动的蛋。蛋很脆弱，为了不让这个蛋被碰破，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西方摇滚人很富有，我们还很穷。”

　　据说，崔健有三个“白日梦”：一、重返北京，举行大型个人演唱会；二、有生之年观看“滚石乐队”现场演出；三、与“滚石乐队”同台演出。如今，崔健至少实现了他的第一个“阳光下的梦”，不知道中国摇滚乐这颗“滚动的蛋”，能否以崔健9月24日首体演唱会为标志，开始逐渐“石化”的进程？

　　16年前，崔健写下了有名的摇滚歌曲《最后一枪》。当时，他依靠市场的“防弹衣”，挡住了政治的“流弹”，保护了他的摇滚音乐；然而，时光的流转如同他20年前唱得那样，“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不知道他今天能否依靠艺术的“防弹衣”，挡住市场的“流弹”？

　　“一颗流弹打中我的胸膛

　　刹那间往事涌在我的心上

　　只有泪水没有悲伤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讲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享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最后一枪

　　安睡在这温暖的土地上

　　朝露夕阳花木自芬芳

　　哦哦，只有一句话，留在世界上……”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