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报酬低、找不到喜欢的工作，家长的溺爱也许会让年轻人失去工作动力。但未来，一旦“NEET”成为主流，恐怕一切都将随之改变。本版图片由图片中心记者潘旭摄影制作

　　深度备忘
　　所谓“NEET”，发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国，是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缩写，专指在义务教育结束以后，不升学、不工作、不参加职业培训的年轻人。近年来，“NEET”现象漂洋过海，到了日本、韩国和中国。中国的“NEET”族大多是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独生子女。

　　出租车司机的“NEET”女儿
　　从外地赶回沈阳时，夜幕初降。走出沈阳北站新站台的光照，记者就钻进一辆土红色的出租车直奔家里。车窗外灯火辉煌，人流熙来攘往，车内4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却默默无语。
　　“开多少年车了？”记者问。“16年。”司机回答。“孩子早工作了吧？”
　　“工作个啥呀！我女儿大学毕业两年，在家呆了两年。现在找工作也太难了，我一个开车的，认识谁呀？全靠她自己找。”
　　“是你供得起，宠的吧？”
　　“我才能挣多少钱？养她现在倒是够了，可我一身病，再干几年就开不了车了，她妈三年前下的岗，以后我还供得起吗？”
　　“NEET”族！我开始敏感起来，因为我正在着手调查有关沈阳“NEET”族的生存状况。
　　“我是报社的记者，有机会能和你女儿聊聊吗？”下车前，我问这位出租车司机。
　　“你留下电话吧！”他惊诧地看了看我说。可是，随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都没有接到司机的电话……

　　“不行动”是不是一种智慧？
　　关坦是九纬路一家咖啡屋的常客。23岁的他，高挑、颀长、彩发及肩，身上带着一丝浪漫气质。我观察了他好久，发现他只与同龄的外国青年说话。
　　“我来这儿一是练口语，二是交外国朋友，别的目的没有。”这是他和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关坦说只有到了傍晚，他整个人才真正醒了过来。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会和圈子里的好友在迪厅或者酒吧见面。
　　“开始是我请客，时间长了，大家就轮着请，现在是AA制了。”关坦说，“我圈子里的‘NEET’多，但我主要是和老外聊天。我父亲在银行工作，母亲是机关干部。”关坦问一答十，显然是想快点结束与我的谈话。
　　“毕业后就没想过找份工作？”我问。
　　“没找工作？恐怕是没找过一百家吧！现在大学生算什么？没有人把我们当有价值的人看。我是哲学系毕业的，一家大企业招文秘，我去了，人家看一眼我的简历就扔了出来。‘我们要学中文的！’受了刺激，我恶补了企业管理课程，再出去应聘，一应一个准。可是招聘方全都利用‘试用期’做文章，给最少的钱，要做最多的工作。而且试用一二个月后，单位就把我打发走了。”“你现在的这种状态有多长时间了？以后有什么打算？”
　　“快一年了。我悲哀过，在就业这条道儿上，所有的难事碰巧都被我遇上了。后来我就想，在中国就不了业，我就去国外就业。”
　　“那你父母是什么想法呢？”“他们支持我。”
　　在记者的采访对象中，和关坦情况类似的有，但不完全一样。在沈阳，“NEET”究竟有多少？记者询问了很多部门，回答只有一个：目前还没有对这一群体做过确切的统计。
　　但是，舆论一般认为，“NEET”群体是社会的“累赘”。
　　2005年国家“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江中联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积极稳妥安排“新失业群体”的建议》的提案，把“NEET”作为失业群体展示在了十几亿中国人的眼前。
　　但是，在一片惊呼声中，民间也有相反的观点。“我挺喜欢‘NEET’的。”在沈阳金杯汽车公司工作的一位青年人说：“管他们叫‘失业者’显然相差太远。他们有学问、有自知；说他们是‘逃避长大’的一群也不对，其实他们是早熟，早早就选择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时段的活法；说他们是‘被社会现状吓坏了’的一群也并不全对，因为选择与别人不同的生活方式——等待和不行动也需要坚强。他们是清醒的一代、具有浪漫理想的一群。除了‘寄生’在父母衣襟下之外，社会应该没有权力责备他们。”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玄田有史认为，“NEET”的成因除了经济情况、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恢复等方面的客观因素外，还有更多的原因，比如教育太刚性，非此即彼，造成选择难，就业也难；家长溺爱，孩子吃了点小亏，就再也不敢放手让他们到社会上去了；青年人自己也有恐惧症，在社会上稍不适应就被吓回到了家里；社会就业偏重学历，不重实际能力；时代的进步，青年人更重视身心的自由等等。

　　一旦就业需要“倒贴钱”……
　　李大鸣从不去蹦迪，从不去酒吧，从不去社会上很多很多新娱乐场所。他总是在学习。
　　李大鸣的父亲下岗3年享受“低保”，母亲在一家公司打扫卫生。父母一个月的收入最多时也只有1200元。他学习一直不错，但因为上不起各种补习班，只考上了中专。但李大鸣始终相信靠自己的努力日子会好起来的。
　　毕业后，他加入了一家保安公司。开始月工资有1200元，不到一年，雇主换了一批保安，他只好来到一家酒店继续做保安，工资降到了800元，没多久又降到了600元。更不幸的是，3个月后他下岗了。
　　“两年内我不准备再找工作了。”李大鸣说，“吃糠咽菜都行，但我得学一门到哪儿都有人要的手艺。”
　　“除了少数专业外，多数专业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资相对较高的工作。”沈阳团市委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陈主任说：“现在大学生试用期工资低，原来是每月1000元左右，现在降到了600—700元左右。还没有个别家长一个月给的零花钱多。”
　　话外音其实是，就沈阳当下的消费水平来说，不少“NEET”即使是就业了的话，收入也很可能不足以让他安家立业。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认为，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工作的成本，如交通费、餐饮费、通讯费等加起来甚至有可能超过工资收入。比较起来，如果“NEET”们的工资长时间内都赶不上家长给的生活费；该种工作经验又不是他们想汲取的，那么，这种“倒贴钱”就会让年轻人失去工作动力，宁愿呆在家里“啃老”。所以，“啃老”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人在品质上是勤劳还是懒惰，它是一个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福利的改善，出现这样的人群将是一种必然。

　　“NEET”评价权掌握在主流人群手中
　　与关坦、李大鸣的情况都不一样。王娟娟家境好，父亲经营着三家规模不小的酒店，母亲是一家外企的会计。“还有钱没？”自打她上高中，父亲对她就有这么一句口头禅。王娟娟研究生毕业后，本来想读博士，但父母心疼她读书累，就劝她不要再读了，而是找份喜欢的工作干。
　　而对于她的前途，父母和女儿的看法一样：一点问题也没有。
　　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秘书长孙浩哲说：“我对‘NEET’族、‘啃老’族作过一点研究。形成的原因有社会的，也有其家庭和自身的，我认为后者的原因更为重要。有些青年人只想当经理，不想当职员；还有些青年人，一经挫折就龟缩不前，再也不敢面对真实的社会，选择在虚拟的网络里生活。这样的态度都不适应当今的职场生活。”
　　其实，目前世界各国舆论对“NEET”族尚有争议。有人在《日本产经新闻》上撰文指出，“即便是那些有工作的人，也有许多在怀疑工作的意义。所以，政府应该站在‘NEET’族的立场上好好想一想。”甚至有日本舆论认为，有关方面关心“NEET”，“是出于担心将来的税收会有所减少，养老金制度会出现问题”等等。
　　日本政府对策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山田久就认为，“NEET”的增加，将会导致国家劳动力资源的减少以及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本来应该向社会交纳保险金的年轻人反过来接受社会的保护，这一变化有可能会导致政府财政状况恶化。这些年轻人甚至还有可能沾染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从而引发社会问题。
　　但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8月发布的《世界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持不同观点，报告认为：“青年失业者目前占全世界失业总人数近一半。世界正在浪费人类有史以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年轻人的才华和精力。只要失业青年中有一半人能够就业，就可以创造相当于2003年全球生产总值4％的财富。”